图为安集延的一处公园。内有一个很小的博物馆。既便是在市民休闲的场所，也难掩历史的厚重。李德华 摄

探访乌兹别克斯坦东干人最早的定居地——安集延

文/李德华 闫文陆

本文首发于第151、152期《丝路新观察》报

笔者几乎去过东干人的主要聚集国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东干人的乡村城区。据说，目前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约有2500人，主要分为两地三处：一处是人数最多的塔什干州，一处是塔什干市，另一处就是费尔干纳盆地的安集延。到乌兹别克斯坦探访东干人，一直是我们的愿望。

最早的东干人：虽有140年的居住史，但已融入乌兹别克族群

谈起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自然会联想到1877年末至1878年初，由今新疆南疆逃入俄境的那些“回民暴动的残部”。笔者曾述：“由中国移居至中亚的回民，论类别可主要分为抗清败逃、由伊犁迁徙两大部分，前部分为三路，后部分可分为四个阶段。”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这批人就是其前部分的第3路。

据研究，这一路人是以“马大人为首的新疆吐鲁番和焉耆的回族人”，其中还包括青海西宁人。但他们更多的是参加新疆暴动的回民。他们尾随曾祸害新疆近13年的浩罕安集延人阿古柏之子，所率残部及裹胁的维吾尔人，“从当年喀什伊尔克什坦山口进入俄境，次年春到达奥什（今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市附近），至此，此路幸存者有1779人。占这三路幸存者6029人的近30%，其中部分人步阿古柏之子后尘向西约60公里到达安集延（今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当时，有多少人留在奥什，又有多少人去了安集延，至今未有准确记载。

在《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一书中，作者王国杰记述：一批甘肃回民被安置在奥什省-阿尔泰-吉利钦山谷一带。他们自称“奥什回回”。因此地“不宜耕种，这批人只好四散分避，自谋生路，各找职业。他们散居在费尔干纳盆地各处，有人当了雇工，有人做小买卖，还有人开食堂。”若依此，当时他们多散居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奥什和安集延，相距只有几十公里。在俄国时期，同属于一个省。但从一些资料显示：在十月革命前，安集延有东干人300多，而后却没有准确记载。2014年夏，我们的实地采访也证实：现在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州州府塔拉兹市附近的东干人乡庄江尔帕克-提别的多数人，先辈在100多年前就来自奥什和安集延。有历史资料显示：到1926年，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只有141人。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安集延的东干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估计，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安集延早期的东干人大多外迁，其后裔基本被乌兹别克人同化了。那么现在安集延的东干人，又是从何时何地迁移至此的？境况又如何？

如今安集延的东干人：多来自上世纪20年代后

由此，去安集延当然是我们的一个重要行程。随我们一行的曾到中国留学的翻译马辰就是东干人。我们乘火车从塔什干出发，沿着新修铁路线，由西向东，中途沿河弯延于山间，穿越由中国承建的中亚目前最长的铁路隧道，然后又沿河下行至著名的费尔干纳盆地。费尔干纳盆地有3个大城市，分别是盆地北缘的纳曼干、南部的费尔干纳和东部安集延。我们由纳曼干换乘汽车，经费尔干纳市，再至安集延。返回时从安集延再乘火车直达塔什干。

恰巧，翻译马辰的妈妈家就是安集延的，目前他娘家在安集延的只有舅舅一家人了。于是比他年长几岁的舅舅，便成了在我们下火车后所租汽车的司机。作为东干人，他的舅舅莫夫•卡哈拉曼只能听懂我们所说的少量“东干话”，也就是几句简单的问候语。俄语和乌兹别克语是其日常用语。莫夫•卡哈拉曼曾受邀去过中国，也到过爷爷的出生地新疆。听了我们的“东干话”，又知我们来自新疆，所以他们一家人对我们颇显热情。

安集延广场一瞥。卡森江居住在该广场附近。

穿过安集延城的几条大街，汽车驰进一条狭长的巷道，一位留着白须的七旬老人已在院门前迎候。与中亚城市许多东干人家一样，他家的庭院也有树有花。在客厅，我们盘腿而坐，吃着香甜的爪果，喝着加糖的红茶，吃着“东干拌面”，与一代东干老人用东干话和俄语交替畅谈。

老人本性马，1947年出生，现名卡森江水晶宫比赛分析。据介绍，他的父亲出生于新疆阿克苏，于上世纪20年代随几个“老户的东干人”，持中国护照先到奥什，两年后又随奥什的几户东干人来到安集延。

据老人介绍，当时在安集延已有不少东干人，但后来那“老户人”大多走了，多数定居于塔什干，留下来的多被乌兹别克人同化，余下少数人的后裔虽然也自称东干人，但不会东干话，也未保留东干人的文化习俗。因此“他们已被东干人除名了”。现在安集延市内还有100多户东干人，约有400-500人，大部分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奥什迁来的，也有从新疆来的。

卡森江（左一）夫妇与莫夫·卡哈拉曼。现在安集延市内还有100多户东干人，约有400-500人。

所谓奥什的东干人，主要指生活在距奥什市约20公里的奥什州卡拉苏区“东干村”。该地目前约有近千东干人，虽然聚居在乡村，但因周边城乡长期居住着乌兹别克族人，其先辈的东干话，已被乌兹别克语取代。我们曾在奥什采访时，了解到一些“安集延女子”嫁到该地的情况。

安集延的东干人与其相邻的奥什的东干人联系最密切。两地东干人婚姻互通，亲情相连。老人卡森江的夫人就来自奥什。他们与奥什的东干人一样，基本不会东干话了。

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安集延还有回族老华侨。据卡森江回忆：他父亲那辈人多数都长期持中国护照。一些人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才换发了苏联护照，目前有6人未换，仍持有中国护照。这些老华侨“图的是去中国方便”瓦勒伦加比赛预测。可惜时间太紧，不然我们一定会去采访。

当年有一批“老户的东干人”，也就是从奥什迁移新疆，又从新疆返回奥什的东干人。据考察，1916年 “中亚民族大暴动”被俄国镇压时，有数以千计的东干人逃至新疆北疆伊犁和南疆喀什及阿克苏等地区，并大多定居新疆。根据当时政府规定：凡定居不愿被遣返者，须入中国籍。但后来，其多数又于上世纪20至60年代陆续“返回苏联”。同时，不少人还引领当地亲属一并前往苏联。这其中就有一些回族人（东干人），以中国公民身份移居苏联。

谈及此，我们便问及上世纪30年代安集延有中国领事馆一事时，没想到老人不仅知道此事，还说他父辈常去那里，并称中国领事馆就在他家附近。我们随后来到那瓦依路与米利提格朗西路的交叉路口，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90年前的 “新边五领馆”之一的安集延领事馆的旧址。

上世纪30年代，安集延有中国领事馆故地，现今是一所寄宿制学校。李德华 摄

在安集延设立领事馆，主要是华侨人数多之原因。作为领事区，不仅包括了费尔干纳盆地，还包括了与之毗邻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辖区。民国初期，中亚已有数万华侨，多数是维吾尔人。据笔者早年在《杨增新统治时期新疆为旅俄（苏）华侨几次对外交涉》一文中所述：在俄国建立苏维埃政府初期之前，新疆仍依旧制，其中亚侨民事宜由新疆呈报中央后，代为交涉、自行处理。其间，新疆在中亚之华侨权益受到很大侵害，新疆杨增新政府虽经多次交涉，但因民贫国弱，又遇俄苏政权更替之交，收效甚微。据杨增新《补过斋文牍》记载，因“哈拉湖”事件，就是1916年“中亚民族大暴动”被俄国镇压一事，仅经吉尔吉斯斯坦逃往新疆的就有20余万人。其主要是吉尔吉斯人和部分乌兹别克人，还包括维吾尔人和东干人。（后来此批人多数返回，其他人便入籍并定居于新疆。）

他们大多经伊塞克湖州，少部分经奥什州逃亡至新疆喀什、阿克苏、伊犁一带。当时有数千上万华侨“十室九空”，“财产损失殆尽”。以致华侨伸诉无门，归国后只能向新疆省政府请求交涉。1918年，受害侨民纷纷向新疆省长公署提请交涉，致使“案赎盈尺，无法补救”。

当时，新疆省政府一面派员前往中亚调查，一面上书北洋政府。经查：华侨“生命财产”损失“以亿万计”。仅在“安集延、皮盖特、纳林、哈拉湖、土巴什、古鲁峡、克克索等地的华侨财物，皆被抢夺。被抢的多为布匹、棉花、牲畜、钱币以及日用品等。”“使华侨丧生4000多人，所失财产数百万之多”。当时华侨“如婴儿丧失父母，无所怙恃，任听外人欺凌，每因钱债口角，讼于俄官，复被抑勒，冤屈莫可”。

同时，新疆呈报北洋政府外交部：“中国对于俄属华侨，非设立领事，不足以实施保护；非于安集延设立总领事，尤不足以策应各处”。可见安集延华侨之多，商业利益之重。但是，沙俄以在中亚没有任何国家设立领事，安集延系军事要地为借口加以拒绝。

当时，“新疆喀什道伊朱瑞墀派自告奋勇的依不拉因阿洪为塔什干交涉员，委安集延华裔商总阿不都拉、奥什华裔商总马木提、纳林华商总米尔牙合甫、突厥斯坦调查员兼喀什道署审译赖豪等会同俄国地方官一起赴出事地进行调查，并且在华侨较为集中的地方设立乡约”，从事联络，保护华侨权益等工作。与此同时，杨增新电令喀什、阿克苏、和田、伊犁、塔城各道派人到各侨乡调查华侨受损情况，并逐一登记造册，以作为要求赔偿的依据。据查，喀什、阿克苏两道旅俄华侨损失最为严重。

新疆省政府将旅俄华侨受损情况不断报告北洋政府，向俄国交涉赔偿。

但“迭经各部交涉均归无效”。“盖驻华俄官皆旧党，其权利不能达于新党占据之地，故交涉毫无益也”。于是新疆省政府便就近照会俄领事馆，并令省涉署直接行文塔什干、安集延等公民会，要求赔偿。

后经年轻的苏维埃政府的努力，旅俄华侨状况稍有好转。“自设乡约以来，虽未能办大事，然俄人诬良为盗，俄官妄拿拘禁之害稍息”。苏方对华侨所受损失，均允赔偿，还答应对华侨实施完全保护。

1920年3月，苏俄图尔克斯坦边区派代表到新疆，就两地通商事与新疆省政府代表举行谈判。在签订《伊犁临时通商协定》的过程中，新疆省政府代表提出以保护在苏华侨利益和赔偿华侨在俄所受损失为前提条件，并要求释放被押人员和归还财产；简化两国人民过界手续等。当时苏方还承诺，此事应于稍后在塔什干由苏中双方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以协商解决。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终未结果。

但在新疆省政府的努力下，促使苏方采取了一些保护华侨的具体措施：如停止征税和交换被扣留的货物等。

1921年，苏维埃政府派代表来新疆，要求恢复沙俄时在新疆设立的五个领事馆。新疆省政府按对等原则，要求在苏中亚地区的阿拉木图、斋桑、斜米、安集延、塔什干五处设立领事馆。并且要求赔偿华侨损失。对此，苏方虽然也表示同意，但由于条件尚不成熟，故未有结果。1924年，中苏签订解决悬案大纲的协定，恢复邦交，互派使节。至此，中苏间互设领事，以保护双方侨民及便利商务往来。但华侨所受损失终未能得到赔偿。

是年，作为新边五领馆之一的安集延领事馆设立。

虽然，苏联在对中国新疆外交上采取了较为友好的态度，对领馆人员生活有所照顾，但对领事工作多有限制，甚至还“有扣留领事逮捕馆员等违反国际惯例的事情发生”。对此，在中亚几个领事馆从事过领事工作的刘德恩深感“新苏名义上对等互设五领事馆，实则不对等。”“安集延馆员哈山在塔什干被捕，塔什干馆员石某被判刑。此等事件引起驻塔什干波斯和阿富汗领馆不满，敦促中国领馆向苏联交涉，毋开此恶例，但牟维潼总领事置之不理。波阿两国领馆遂与中国领馆断绝往来”。这不仅与总领事的个人行为和能力有关，更与国家不统一、外交不一紧密相联。

那时，新疆当局又无力有效指导，因而领事馆对维权护侨，也就注定不会有多大作为。

来源：丝路新观察、哈国新观察

编辑：冀江彤